需要站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時期的角度,去審視和發現那些可能對未成年人權利造成普遍傷害的問題,尋求更長遠的解決之道
  □杜曉
  近日,在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中國法學會共同舉辦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法治保障研討會上傳來消息,有關部門將考慮推出未成年人監護行政監督與司法裁判的對接機制。這一機制的核心內容是通過法律程序剝奪對嚴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監護人的監護資格。
  從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實例看,我國在如何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方面的形勢不容樂觀。究其原因,監護人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目前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在多種情況下,原本應該是未成年人成長護佑者的監護人往往成為了侵權者,其背後的原因是複雜深刻的。
  在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通則等法律中,雖然有關於剝奪父母監護權的相關條款,但在如何執行上沒有十分明確的規定,在具體執行中力度也不夠,被認為偏軟。此外,撤銷監護人資格後未成年人如何安置也是一個問題。此次會議提出“未成年人監護行政監督與司法裁判的對接機制”,這無疑將會在防止監護人侵權方面提供十分有利的法律保障。但是,無論對於立法者、執法者還是普通公眾而言,在監護人侵權以及未成年人權利保護問題上,還需要跳出那些具體個案,用更為整體、全面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正如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在此次會議上所言,“需要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個法治環節共同推進,努力構建未成年人法治體系。未成年人法治建設必須註重頂層設計”。
  現在,一說到監護人的問題,很多人要麼很自然就想到了轟動一時的李某某案,將其視為家庭教育缺失的範本,要麼眼前就閃現出一些監護人虐待甚至殘害子女的凄厲畫面。這些個案固然發人深省也亟待法律扭轉,但是對於未成年人權利維護而言其普遍意義並不顯著,這已經為一些業內專家所深入討論過。
  實際上,在監護人不作為或者缺位的問題上,留守兒童就更加值得關註也更具普遍意義。這一群體不僅人數眾多,其犯罪問題也令人憂心忡忡,放在整個社會轉型期來考察,也屬於很有代表性的突出問題。
  在監護人侵權的問題上,各地陸續都出現過一些未成年人因為作業壓力過大而自殺的悲劇。某地一位女孩寫給自己母親的歌詞上傳到網上之後迅速走紅,道出了廣大未成年人的心聲:“給我放個假,好嗎?媽媽,我的壓力真的好大……”這與當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升學入學一潭渾水的狀況密不可分,大部分家長不得不迫於整個教育環境的惡劣趨勢而與學校一起,對子女施加更強大的壓力,有意無意成為侵權者。相比毒打、餓死子女之類的極端行為,這類現象要常見得多,更因其與教育整體的“惡”緊密結合,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傷害更為廣泛且深遠。
  法律醞釀對失職父母“亮劍”,無疑將會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我國作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已經超過二十年,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進一步完善,比如未成年人尤其是弱勢未成年人的權利邊界還比較模糊。曾有新聞報道稱,某地安排大量學生在雨中等待領導到來,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其他版本如學生在雨中為領導表演,人們通常會對權力的囂張感到氣憤,但對於其侵犯未成年人權利並應追究責任方面則談論較少。
  因此,無論是監護人還是事關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其他問題,都需要超越個案思維,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不斷深化認識。從宏觀來說,需要站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時期的角度,去審視和發現那些可能對未成年人權利造成普遍傷害的問題,尋求更長遠的解決之道;從微觀來說,應該深入關註那些與未成年人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及其細節,通過相關法治建設的推進讓未成年人權利保護成為全社會的責任。
  (原標題:超越個案思維更好保護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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